金毓黻（1887—1962），辽宁辽阳人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，1916年毕业。此后的20年间都在东北政界任职。九·一八事变后为日寇所捕，经人斡旋得释。1936年，以考察文物为名，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，转赴南京，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后任系主任。1943年转至东北大学（四川三台）任教，次年再回中央大学执教，兼任文学院院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史馆纂修、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，后赴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。北平解放后旧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，乃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，兼任教授，并在辅仁大学兼课。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任研究员，直至1962年逝世。金毓黻博极群书，学有渊源，于理学、文学、小学、史学皆有造诣。其治史学，正值社会动荡、民族危难之时；出于忧乡、爱国之心，故首先研究东北史，先后编纂了《辽东文献征略》8卷，《奉天通志》260卷，《辽海丛书》10集，《渤海国志长编》20卷。1930年以后，金毓黻撰写出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著作：《东北通史》上编、《宋辽金史》、《中国史学史》。这三部书，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著作。金毓黻还有其他著作多种，其价值最高者，当是近年才得以整理出版的《静晤室日记》。这部169卷的巨帙是作者40年心血积累，总计550余万字，可作为日记来读，也可作为传记来读，甚至还可作长编来读。书中对作者的治学、做人、处世及其所处社会环境，都有翔实的记述。
金毓黻的《中国史学史》一书，始撰于1938年2月23日，同年11月26日写出初稿，1939年9月18日修正定稿。1939年9月19日，金毓黻以书稿托友人携往香港出版，因国难当头，战火纷飞，未达预期目的，直至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。
本世纪20年代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率先提出“史学史”的概念，认为：“中国史学史，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：一、史官；二、史家；三、史学的成立及发展；四、最近史学的趋势。”这是在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发展上的新观念、新认识，对史学史这一专史或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。金毓黻的《中国史学史》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。本书的结构是依照梁启超所提出的四个方面为基础，其论述则以刘知几、章学诚所论史学的见解为准绳，作为大学授课讲义而撰写的。全书包含导言、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、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、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、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、第五章汉以后之史官制度、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、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、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、第九章清代史学之成就、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。这是根据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的“蓝图”而建构起来的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模式。这本书在撰述方法上深受考据学的影响，一重史料考证，二重材料排比，这是它的两个特点，由此可见作者治学旨趣之所在。本书在推动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的发展上起到了草创之功、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其主要成就在于：
首先，本书的内容和结构，在梁启超所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吸收古今史家记述的成果，力图把中国史学的源流、义例、发展及最近趋势撰为一书，其考索与归纳之功，殊为不易，且有的论述已经触及到史学的成立、史学的主要内容、史学发展中的变化、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的关系等重要问题。
其次，本书初步提出了中国史学史之分期的见解，即古代（按指秦及先秦）、汉魏南北朝及唐初、唐宋至清等三个时期。这个分期虽很粗略，但作者毕竟已经提出了一个纵向思考的线索。作者在初版的“结论”中，还曾考虑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创造期、成立期、发展期、蜕变期、革新期等五个阶段。今阅《静晤室日记》，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，曾有把中国史学发展分为萌芽期、成立期、发展期、中衰期、复兴期、革新期等六个时期的设想，后虽未采用，然而可以说明作者在分期问题上是有过认真思考的。
再次，本书初版及修订版《导言》提出了什么是史学，什么是史学史，以及关于史官、史家、私史、撰史、论史之区别的见解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见解，都是有启发意义的。它为后人的研究展开了一幅广阔的图景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。金毓黻（1887—1962），辽宁辽阳人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，1916年毕业。此后的20年间都在东北政界任职。九·一八事变后为日寇所捕，经人斡旋得释。1936年，以考察文物为名，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，转赴南京，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后任系主任。1943年转至东北大学（四川三台）任教，次年再回中央大学执教，兼任文学院院长。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史馆纂修、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，后赴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。北平解放后旧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，乃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，兼任教授，并在辅仁大学兼课。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（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）任研究员，直至1962年逝世。金毓黻博极群书，学有渊源，于理学、文学、小学、史学皆有造诣。其治史学，正值社会动荡、民族危难之时；出于忧乡、爱国之心，故首先研究东北史，先后编纂了《辽东文献征略》8卷，《奉天通志》260卷，《辽海丛书》10集，《渤海国志长编》20卷。1930年以后，金毓黻撰写出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著作：《东北通史》上编、《宋辽金史》、《中国史学史》。这三部书，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著作。金毓黻还有其他著作多种，其价值最高者，当是近年才得以整理出版的《静晤室日记》。这部169卷的巨帙是作者40年心血积累，总计550余万字，可作为日记来读，也可作为传记来读，甚至还可作长编来读。书中对作者的治学、做人、处世及其所处社会环境，都有翔实的记述。
金毓黻的《中国史学史》一书，始撰于1938年2月23日，同年11月26日写出初稿，1939年9月18日修正定稿。1939年9月19日，金毓黻以书稿托友人携往香港出版，因国难当头，战火纷飞，未达预期目的，直至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。
本世纪20年代，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率先提出“史学史”的概念，认为：“中国史学史，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：一、史官；二、史家；三、史学的成立及发展；四、最近史学的趋势。”这是在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发展上的新观念、新认识，对史学史这一专史或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。金毓黻的《中国史学史》也受到梁启超的影响。本书的结构是依照梁启超所提出的四个方面为基础，其论述则以刘知几、章学诚所论史学的见解为准绳，作为大学授课讲义而撰写的。全书包含导言、第一章古代史官概述、第二章古代史家与史籍、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、第四章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、第五章汉以后之史官制度、第六章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、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、第八章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、第九章清代史学之成就、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。这是根据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的“蓝图”而建构起来的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模式。这本书在撰述方法上深受考据学的影响，一重史料考证，二重材料排比，这是它的两个特点，由此可见作者治学旨趣之所在。本书在推动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的发展上起到了草创之功、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其主要成就在于：
首先，本书的内容和结构，在梁启超所提出的设想的基础上吸收古今史家记述的成果，力图把中国史学的源流、义例、发展及最近趋势撰为一书，其考索与归纳之功，殊为不易，且有的论述已经触及到史学的成立、史学的主要内容、史学发展中的变化、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的关系等重要问题。
其次，本书初步提出了中国史学史之分期的见解，即古代（按指秦及先秦）、汉魏南北朝及唐初、唐宋至清等三个时期。这个分期虽很粗略，但作者毕竟已经提出了一个纵向思考的线索。作者在初版的“结论”中，还曾考虑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创造期、成立期、发展期、蜕变期、革新期等五个阶段。今阅《静晤室日记》，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，曾有把中国史学发展分为萌芽期、成立期、发展期、中衰期、复兴期、革新期等六个时期的设想，后虽未采用，然而可以说明作者在分期问题上是有过认真思考的。
再次，本书初版及修订版《导言》提出了什么是史学，什么是史学史，以及关于史官、史家、私史、撰史、论史之区别的见解及其他一些问题的见解，都是有启发意义的。它为后人的研究展开了一幅广阔的图景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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